书生意气，方遒之尖
——小评南航文章之一二

盛棠

　　一、“横”与“航”之别

　　那一天收到了南航先生的书，如月妹妹传说中的青绿色书皮出现在我面前，那绿仍然翠得让我意外。那是“欸乃一声山水绿”的直观体现。
　　野渡无人的小舟便划开这样绿的浪，去远航~~~~~
　　注意到书中的主人公都爱吟诗。不用说前面网络艳遇的作对吟哦，《慕容》的主角在杀敌时都会潇洒地张开一把伞——“野渡无人舟自航”……这样吟咏出来。
　　这句诗当然是对于韦应物《滁州西涧》的一种修改。唐宋诗人的雅趣，在于情景上妙手偶得的写实（我本人不作古体诗，是因为时代上的变迁已然失却了这种小农社会的优雅环境，硬要作遗少般怀想，就被丢到历史之外了），是他在仕途不顺，偶然见此小景，瞬间“内倾”起的一种共鸣。“横”代表了一种无奈，又有点欣赏这种无为的意思。
　　但是这里是“航”。
　　然而船要航起来的话，无人驾驭是不行的，所以这乘虚舟其实并不虚，而是悄悄地置心于上，由心生力，划水航行。（南航按：由心生力，靠意念推动，特异功能。强）
　　这就与韦应物的意境有了区别了。
　　再把“欸乃一声山水绿”的出处寻出，原是柳宗元《渔翁》诗：“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柳宗元诗幽峭疏淡，用功精细，倒似扬州八怪的画面风格，瘦竹枯藤怪石，讽喻世间。苏轼对其评价很高，认为柳诗在韦应物之上，说他的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柳与苏的生平吧。
　　“唐顺宗李诵（805）时，任用王叔文进行政治改革，柳宗元参与其事，由于旧势力极大，王叔文执政一百四十多天即告失败，并遭迫害，柳宗元等八人同被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柳宗元被贬为永州（湖南零陵）司马。”
　　再来对照一下苏轼：“他是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的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遭贬。”
　　发现这经历是何其相似！
　　所以再一次证实，人总是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胜过不同的人，常常是“同病相怜，同境相赏。”苏轼觉得韦应物那种无可无不可，悠闲苦闷中还带点欣赏的心情与自己是有隔阂的。他十分理解自己此刻的心情，便更倾向了柳宗元，与他的那许多“独钓寒江雪”的形象——那是恶劣处境中带着强烈激愤的诗意。
　　强烈的“被贬谪感”充斥在柳诗里，而他主观上其实很在乎“贬谪”这件事，却认为自己是忠心一片，并不该遭到贬谪。估计心里先是这么想的：当官有什么希奇的，我不如寄情山水，比你们逍遥，比你们舒服……但想想还是气不过，“学成文武艺，售于帝王家”的世俗才能衡量指标，就象一根根刺，经常从暗示的华袍中跳蚤一样钻出来……想着想着忽然就愤怒了，跳起来
　　——鄙视你们！把你们这些统统看成大白菜，哼。
　　他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其实“鸟”“人”在事实上应该还是满多的（南航按：呵呵，其实“鸟人”在事实上也满多的），只不过是他主观上屏蔽他们了，以此来表示他的蔑视，这是一种态度。
　　他在他的诗的时空里“惟我独尊”了。
　　这是属于诗人可爱的天真，而我从来就不反对这种任性^-^
　　所以有理由相信，从古诗的浩繁卷轶里独独选择这两句意象的南航，与苏柳也有着某种共同性的。因在诗的精练领域里，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态度，与人生观是紧密相连的。
　　诚然，纵观南航的全部篇章，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也都是很有书生特点的一切：常诗词伴身，溢才高过斗，叹壮志难抒，觉世风日下，气美人别抱（^-^），显清高骨铮……

　　二、奥威尔之“过”

　　第一批女性作家都是从写自传体小说开始的，伍尔夫把这归结于她们当时狭隘的生活空间使然，并认为女性该以写理论为更高杆。但是看到昆德拉以下这段：“所以一个小说家应当有系统地将他的思想非系统化，朝他在自己思想周围筑起的街垒踢上几脚。”
　　我发现并不是空间问题了，男性往往会看重一种思想，而女性则更着重生活本身，所以女性的思维方式天生与小说合拍，而不大擅长系统哲学。
　　因小说是生活的，而在这里，南航的文却是更象戏剧——一出轰烈的，对比鲜明的佳话。但就如胡兰成说张爱玲：“敢于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他倒是真的懂得一个小说家，虽然他本人是写社论的==|）

　　又偶然从公告中发现南航也欣赏着乔治·奥威尔。
　　那我就先把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里对于《1984》的评论引用一下吧：
　　“奥威尔的小说的恶劣影响在于把一个现实无情地缩减为它的纯政治的方面，在于这一方面被缩减到它的典型的消极之中。我拒绝以它有益于反对专制之恶斗争的宣传作为理由而原谅这样的缩减，因为这个恶，恰恰在于把生活缩减为政治，把政治缩减为宣传。所以，奥威尔的小说，且不说它的意图，本身也是专制精神，宣传精神之一种，它把一个被憎恨的社会的生活缩小（并教人去缩小）为一个简单的罪行列举。”
　　不得不说，这是搔到痒处了。
　　当然，奥威尔揭露专制的勇气以及实践精神令人钦佩。不过他和萨特的哲学小说一样把小说“真实处境”的精心预设给丢掉了，从而背离了小说的本质，其实他只想给读者看一个结论（他想要宣布的结论）。
　　他的情人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在小说的境界上比《恶心》强上数倍。她设计了一个“不死的人”经历许多变迁动荡。最后是听到这个故事的人的一声尖叫，至始至终却不曾明确展示什么结论。
　　《慕容》看起来也有这个问题。（不评语言，语言完全OK的^-^）
　　温瑞安先生曾经说“汤炖得太浓”大致就是指这点吧——把生活经过一种可怕的诗性提炼（使其具有一个主题，分了善恶，罗列素材），而不再具有生活灰色的暧昧性。
　　小说家的眼光在于搜集存在的处境，而“吐”出来的永远是已然故旧的，同时却是没办法“纳”的，应该把“纳”的工作交给读者，最好就是象《红楼梦》那样的一个存在之“谜”，读者挖掘的劲头就更大了。

　　这一点其实也是戏剧与小说两种题材的冲突。
　　如戏剧家邓南遮嘲讽过《高老头》《唐吉诃德》等幽默刻画小人物生活的小说（《唐》的地位是西方小说的源头），称其为“民主的灰色浊流”。自然，在鲜明/辉煌/落差/抒情性上，小说比不上戏剧。
　　但是却是它更接近生活。
　　对这两者的区分我国一直模糊。早些年，人们认为，演话剧的演员是最好的演员，因为他们的一切举动都无法修改，不能NG，难度显然更高。那个年代的受众是看真功夫的，对超越生活的技巧往往会喝彩。
　　因为舞台的遥远无法让观众接受到演员的细微表情变化，于是就要夸大肢体语言，以及用特殊的音调念白。与电视屏幕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的确，但是上了电视剧，却正是话剧演员的表演夸张得使人无法容忍。而“话剧腔”永远是内地电视剧的一大弊病。做作无比。
　　如此，小说好比电视剧，而戏剧则可比话剧。
　　《慕容》的主体性过强，因果连接过于干净。显然与奥威尔小说的缺陷是走到一起了。
　　反而参考一下温书中被某些读者视为说教性的段落，其实并没有教人应该怎么做。因为瞪着眼睛都总结不出它教你怎么做？而那些抒发性的处境里的人性总结后，通常带有那样的“如果是你呢？”这样的语法。
　　那是一个暗示，把人拉进故事去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小说是在场的，是人心暧昧矛盾的集合之雾。一切太过“确定”的信仰和理论中却看到了一种程式化的决断。（虽然我国读者向来“戏”“说”不分家，尤其喜欢《传奇》==|）

　　然而我发现这些生活化的细节却出现在了南航的诗中，而诗的意境却过于流畅，象散文。
　　我想，若是能够把“诗的跳跃性，戏剧的鲜明性，小说的暧昧性。”三者分布得更好一些，那些语词也就各得其所了。
　　所以相比《1984》，《动物庄园》做得更好。南航的《新昆虫记之杀天》也胜过《慕容》。而我最喜欢的是《X深渊》，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处境，可以填无数的想象的真实进去。我很期待南航能够把它更扩展，详细描摹和制造这个“特殊世界”的一砖一瓦。
　　小说原本就应该是用文字去堆砌一个虚拟城市——特隆，而城市里的一切人事物的存在都要细细地去画。